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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霁翔退休!细数故宫历任院长
发布时间:2019-09-18

  王旭东,1967年2月生于甘肃山丹,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系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。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、院长,兰州大学兼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西北大学兼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  1991年,王旭东来到敦煌研究院,从事莫高窟壁画及土遗址保护工作。2014年12月,任敦煌研究院院长。他也是继常书鸿、段文杰、樊锦诗后第四任敦煌研究院院长。

  此前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王旭东曾说,“莫高窟的价值和故宫的价值不一样,故宫的成功不能复制到敦煌来,但经验可以借鉴。莫高窟背后更多是佛教文化,是不同文明交融荟萃的多元文化。理解敦煌文化艺术,需要时间、耐心和文化积淀,不能太急躁。”

  易培基(1880-1937),湖南省善化(今长沙市)人。受过良好教育,毕业于湖南方言学堂,曾留学日本。加入同盟会,参加武昌起义,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。

  因不愿随黎元洪依附袁世凯而弃职回湘,先后任湖南高等师范学堂、长沙师范以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。一生酷爱古籍和文物,金石书画鉴别极为精审,30余年经手古籍无数,家藏有宋元刊本10余种,明本近500种,殿本50余种,碑帖1300种。

  作为开馆元老的易培基,是章太炎的弟子,故宫博物院一创立,就建立了包括于右任、蔡元培以及蒋介石在内的阵容强大的理事会,德高望重的易培基被推举为首任院长,全面主持故宫博物院事务。 从接管博物院那天起, 易培基就 增设了秘书处和总务处来修缮故宫,强调了古建筑维修事宜的重要地位,为此发动了蒋介石、张学良等人捐赠物资。

  1933年,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,日军攻陷山海关,为了保全文物安全,他提议将国宝南迁,却不想招致了“偷盗案”,早看他不顺眼的人,找准时机向法院控诉:易培基擅自处分故宫物品,盗卖文物!

  最高法院重金雇用画家审查宫中书画时,配电箱的PE线是什么?!发现了60多箱有问题的文物,于是下令通缉易培基,理由竟是:清乾隆皇帝很有艺术品位和艺术修养,乾隆以前的宫廷古物大多已品定,见于有关古籍的记载,不应还有赝品。再经过清室善后委员会书画专家的鉴定,更不可能还有假冒伪作。

  对此,易培基做了反诉,结果非但没有在南京得到反应,相反,时隔不到一周,“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奉令去职”的消息已见诸报端,易培基被迫下野。 与此同时,陷害他的人继续制造舆论、编织耸人听闻的“盗宝案”,欲彻底打垮易培基。接着,他们又提起多次诉讼,将事件演绎成易培基利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、监守自盗的大案要案。

  身任公职的故宫官员竟然如此目无国法简直难以想象,公众舆论倒向不利于易培基的一边,易培基有心辩解已无申诉机会了。

  吴祖光父亲吴瀛的《风劲楼日记》,记录了他为该案平反事曾两度上书、董必武,二人曾对该案平反事予以关注,并提出相关意见。

  “七七”事变后,战争烽火从华北燃向东南。病卧沪上的易培基年迈体弱,新病旧病一起发作。这时他的财产大半已被没收,连诉讼费都难以筹措,精神上压抑难忍,心中积愤无处宣泄,终于在上海含恨离世,终年57岁。他在终前遗嘱中感叹:“未能立时到案”,“惟有故宫一案,培基个人被诬事小,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。仰恳特赐查明昭雪,则九幽衔感,曷有既极!”

  在易院长偷盗案之后,有人写了一篇论文,在附识里面提到是为易院长平冤的,文章中论证了帝王之家的收藏多有赝品。这个为易院长发声的,是第二任院长:马衡。

  在此之前,马衡任职于北京大学研究所,担任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。1924年11月,受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之邀,马衡开始参与故宫文物的清点工作。在金石考古学上卓有成就的马衡,从1934年4月正式任故宫博物院院长,到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,前后长达18年,这其间,马衡熬过了八年抗战的晦暗时光,也见证了大军进城、北平解放。

  上任之初的马衡,在1934年6月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会的报告中说:“院中最困难问题,厥惟文物之整理与保管。盖十年以来,半在风雨飘摇之中,点查则本甚粗疏,整理亦仅及局部,保管更责任难专;非有根本改进之决心,难树永久不拔之基础。譬之故家田产,略无统计,试询其子姓以田亩四至,率茫然不能置对,乃欲责其管理难矣。”

  相对应的,马衡牵头制定了与文物保管有关的“出组规则”,针对各馆处科组制定分门别类的规章制度,成立“文物分类整理委员会”,颁布“专门委员会设立章程”。专门委员会包括书画、陶瓷、铜器、美术品、图书、史料、戏曲乐器以及宗教经像、法器、建筑物保存设计等委员会。马衡还聘任了各专业内的学者担当委员。

  “九一八事变之后”,故宫文物面临着威胁,马院长筹划将文物南迁到巴县、峨嵋等地,等到抗战胜利后,再将文物经由南京运回故宫。但在1947年硝烟散去后,政权却要求将南京与北平故宫的文物精品运往台湾!紧要关头,马院长以保护文物为由拖延时间,北平故宫的文物一箱也没运到台湾,南京的1434箱古物也得以留下来。

  在院长任期内,马衡的一大举动是和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去香港购回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,它俩和《快雪晴时帖》合成清宫“三希”。他们花了35万港币从一家英国银行赎回。

  正当马衡大展拳脚时,1952年的三反运动将他和一批干部斗下了台,长日困在昏天暗地的审查交代中。审查者理所当然地认为马衡掌管故宫近30年,与价值连城的文物相伴,经手之间肯定有贪腐之事。同事中有人实在受不了审问加捆绑殴打,就信口开河给马衡编织了罪名。马衡因此遭解职,被迫离开故宫。

  继马衡之后,担任院长职务的是吴仲超,其任期从1954年到1984年。从马衡卸任到吴仲超接任,院长职位在中间两年一直空缺。

  吴仲超是一名标准的老资历革命家。1927年9月曾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,1928年入党,长期从事江南地区的地下工作,曾担任江苏南汇县委书记、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、苏皖边区区委书记、中共华东分局秘书长等多项职务。这些职务中,惟一与文物有关联的,是他曾任职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。

  作为一名忠诚的政工干部,吴仲超努力建立起自己开明的形象。吴仲超刚接手的故宫博物院,面临人力匮乏、财政紧缺、保护不周等局面。比起处处受限的马衡,吴仲超最显著的成就,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受信任、威望高、地位稳的优势,对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机构作了一系列调整和扩大。到任之后,他首先从文物整理入手,经过六年的整理,所有文物分级登记在册。

  此时的故宫,在全能的政府权力配套下,开始大规模的文物回收、征集工作。为了鉴别更多回收物品的真伪,故宫也开始扩招人马。在1953年,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复员军人们,被充实到职工群体中,他们被安排到安全保卫和维修工作的岗位上。

 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,吴仲超曾风趣地说:“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。”

  吴院长认为,故宫有这么大的博物院,大批人才是第一发展力!在他眼中,没有博物院体制内外的区别,只要有丰富的经验,即便是北京琉璃厂的学徒,也能把故宫博物院的重任托付给他。也正因为他不拘一格降人才,耿宝昌才从学徒一步步走到今天古陶瓷鉴定界一言九鼎的专家。

  马衡时期,没有副院长一职。副院长一职,最先就是出现在吴仲超时期,陈乔作为首位副院长,在1953年1月上任,在1959年3月离任。1975年10月,故宫博物院设立了第一副院长一职,老革命者彭炎担任,彭炎在1980年接替吴仲超主持实际院务工作。此时,吴仲超虽是院长,但已患病住院,身体状况不允许工作。

  吴仲超是故宫博物院任期最长的院长,前后长达30年,并且跨越了十年“文革浩劫”。在“文革”开始后,由于周恩来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,故宫才免遭冲击,1970年7月5日重新开放,吴仲超随着故宫大门的开启而复出,但仍处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。一直到1973年1月,故宫才恢复“文革”前的领导建制。

  1987年,张忠培接任吴仲超院长一职。张忠培的任期是1988年10月到1991年9月,是目前故宫历任院长时间最短的一位。

  张忠培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,1961年北大考古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,被分配到吉林大学执教鞭。从副教授一路到历史系主任、教授、研究生院副院长、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学位委员会副主席。他主持过元君庙仰韶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,著有《中国北方考古文集》《元君庙仰韶墓地》《中国考古学:实践理论方法》等书。

  作为第四位故宫“看门人”,张忠培“很不走运”。在新官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,一把火烧毁了一座景阳宫,遭遇了两次小偷。

  张院长还发现:“故宫是个不完整的故宫”,故宫里除了故宫博物院以外,还有其他14个单位,严重影响着故宫格局的完整性。“故宫的文物,除民国政府运台的以外,境内就有两个单位占着故宫近20万件文物。”

  在张院长看来,“对于一个大国来说,是很不体面的”。于是张院长在故宫专门成立了法律处,解决故宫内单位的法律纠纷。历史本来就应该以它原本的样子呈现,故宫也应该在未来一步步恢复宫廷原貌。

  第五任院长郑欣淼,毕业于西北大学党政专修科,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副处长、处长、副主任、主任,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,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组组长,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,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,文化部副部长。

  郑欣淼于2002年上任,在他之前有11年没有院长,比1952年至1954年的空档期更为漫长。在郑欣淼的任职期,副院长数量骤增,由张忠培时期的4位上升至6位,与吴仲超时期相等。

  郑欣淼担任院长期间,做了对他本人及对故宫而言意味深远的一件事:主持故宫自1911年以来的首次大修。大修后乾隆时期的双面绣、通景画等,从被尘封的岁月里,重拾昔日光辉向我们走来,同时,官式建筑传统技艺也得以传承。

  另一个则是两岸故宫的文化交流,这是对大陆与台湾颇为重要的里程碑。郑欣淼院长接管故宫博物院之后,访问台湾,打破了两岸故宫60年的隔膜。终于在2009年10月合办了“雍正——清世宗文物大展”。这同以往借对方文物展出有本质的区别,文物还是那些文物,两岸故宫的心却靠得更近了。

  单霁翔生于1954年,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,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,获工学博士学位。单霁翔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,房山区委书记,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、国家文物局局长。 在国家文物局局长任上10年后,原本已届退休之年的单霁翔接过故宫帅印。当时的故宫刚经历“十重门”舆论危机,亟待重塑形象。

  “我是故宫第六任院长,每一任院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。”单霁翔曾说,因为故宫太复杂,安全问题至关重要,“平常说做一件事要‘万无一失’,我们是‘一失万无’。”

  单霁翔接任故宫时,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,长期以来开放区域只占30%,186万余件文物藏品99%沉睡在库房,来故宫的观众虽然多,但80%都是沿着中轴线参观古建,很少能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文物。截至2018年,故宫开放面积由2014年的52%,达到现今的80%以上,8%的文物将向公众展出。

  单霁翔在任这些年,故宫批量诞生“网红”。从文物修复师王津,到故宫文创、口红,再到文化活动“上元之夜”等等,故宫屡屡在互联网上掀起波澜。而正如故宫内部人士所言,单霁翔本身成了故宫最大的“网红”。而面对这些爆红事件,单院长谦虚地称:“我是站在前任的肩膀上。”

  单霁翔一直自称自己为故宫看门人,而非掌门人。他的愿望是,“让沉淀在神州大地的遗产都活起来,把壮美的紫禁城交给下一个600年!”

  如今卸下“看门人”职位,单霁翔将去哪里?“我退休以后想来当一名志愿者,到时候希望面试的时候手下留情。”单霁翔笑言。此前,单霁翔曾自称是一名故宫讲解员,在故宫前6年进行了近2000场讲解,时间约2000小时。